国运蒸蒸书运昌——新中国70年书法回眸

2019年09月23日08:35来源：中国文化报

郭沫若书法作品

启功书法作品

历史的脚步走到1949年，国制鼎革，天地重开，新中国巍然屹立于世界东方，具有古老传统的书法开始迈进新的历程。新中国书法是古老中国书法的发展，作为中华民族独特的艺术，它应该也必须承继历史传统，又因前所未有的社会文化环境和条件发生着新变，形成自身的特点和发展脉络。新中国、新社会、新制度、新思想、新观念、新科技、新传媒，这是一个崭新的时代。新中国70年，为人类历史的进程和结构创造了全新的图像，树立了举世瞩目的伟大里程碑。古老的书法走进新中国，既经历了以往时代未曾经历的考验，又欣逢以往时代未曾遇到的发展机遇。新中国70年的书法，在考验中生存和发展，一步一个脚印，与时俱进，以其特有的韧性和顽强的生命力延展着中华民族的文脉，彰显着中国文化的身份，体现着中国文化的自信，表现着特有的审美意趣。国家兴盛，书法复兴。国运蒸蒸书运昌，书法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紧密相连。新中国书法70年的发展历程，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。正是在山重水复柳暗花明的行程中，新中国书法留下了前行的脚印、探索的痕迹和发展的脉络。

走上专业化道路

新中国70年书法，就其发展脉络而言，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。前一个时期从1949年到1977年，为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书法；后一个时期从1978年到2019年，为改革开放时期的书法。新中国成立初期，可称为书法的沉潜期，其发展态势是在沉潜中逐步复苏，在复苏中有所发展。改革开放时期，可称为书法的复兴期，其发展脉络呈现出朝气蓬勃、走向多样化的态势。纵观70年的书法历程，大致经历了由冷到热、由附属到独立、由业余到专业化的过程。

新中国成立初期，书法在整个艺术格局中处于边缘状态，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，书坛较为冷寂。与其他艺术门类相比，书法处于求生应变的被动位置。从表面看这一时期的书坛是冷寂的，甚至在民族虚无主义者眼里可有可无，但实际上，此时的书法深沉隐伏在社会文化土壤中，凭借深厚的传统，以特有的韧性顽强地生存并发展着。社会新旧交替，环境发生巨变，对书法来说重要的是传承，此时许多书家意识到守常尤为重要，传承更为迫切。或如沈尹默、白蕉、潘伯鹰、郑诵先、胡小石、祝嘉、李天马等书家不辞辛苦举办书法学习班、书法讲座，撰写书法入门文章，使书法薪火相传，文脉相续；或如徐生翁、陶博吾等潜心于创作，默默地耕耘着书法的田地。开国领袖毛泽东，文坛领袖郭沫若、茅盾等人对书法实践的身体力行，在广大书法爱好者中也产生了积极影响。冷寂，在某种意义上说是意志的考验，品格的修炼。沉潜则是力量的积蓄，复兴的前期准备。至20世纪70年代末，随着改革开放钟声的敲响，艺术春天的到来，书法逐渐由隐至显，由冷变热。书法大赛、大展比肩接踵，书法夜校、函授大学如雨后春笋般涌现，学书法、练书法蔚然成风。书法爱好者越来越多，书法成为参与人数最多、受众面最广的艺术。

新中国成立初期，因没有独立的全国性社团组织，书法活动分散各流，如散兵游勇。到了改革开放时期，书法由附属变为独立，独立的标志是中国书法家协会的成立。经中央有关部门的支持和广大书法家的积极努力，中国书法家协会于1981年成立。从此，书法作为一个门类被正式纳入中国文联系统，成为当代艺术格局中的重要成员。中国书法家协会成立乃前所未有之创举，极具历史意义。诚如启功先生所言，中国书法家开始有了自己的“家”。中国书协成立30余年来，积极有效地开展工作，推动了书法的发展进程。

书法在古代，基本上是文人余事，古代没有形成专业的书法阶层。进入新中国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，随着书法事业的发展、书法组织的建立、书法教育的推进、书法报刊的出现，书法在广泛的群众性基础上日趋专业化，出现了一批专门从事书法创作、书法研究、书法教育、书法编辑和书法管理的专业人才。尤其是随着高等院校书法专业的设立和陆续增加，书法专业从专科、本科到硕士、博士研究生教育不断完善，培养了一大批书法专业人才。书法的专业化，更值得注意的是职业书法家的出现。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，近年来出现了一批新文艺群体书法家，他们以书法为职业，活跃于城市社区，为书法的普及和提高发挥着重要作用。

鲜明的时代特征生长在特定社会文化环境中的新中国书法，有着鲜明的时代特色。首先，书法在新中国走近了人民大众，人民大众真正成为书法创造和接受的主体。在古代，舞文弄墨挥毫作书是文人士大夫的雅事。传统社会的“士、农、工、商”阶层中，书法的活动，包括创作与欣赏、交流与传播主要在“士”阶层中进行。只有到了新中国，原来生活在底层的工人农民的社会地位得到提高，经济状况和受教育的程度有了根本改善，国家提倡艺术为人民服务，提出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，书法艺术的服务性质与古代相比发生了根本变化。如果说古代的书法是为帝王将相服务的艺术、是文人士大夫的艺术，那么到了新中国，书法则变为为人民服务的艺术，人民大众的艺术。书法走近人民大众的重要标志是出现了一批工人书家、农民书家、军旅书家、妇女书家。有文化的工人、农民、解放军战士和妇女活跃于书坛，经常举办书法展览等活动，是新中国特有的文化景观。

其次，书法进一步走向社会公共空间，成为当代社会重要的公共艺术。与以往的时代相比，新中国书法的社会化活动日益繁多。面向公众的书法展示、书法交流研讨等活动经各种媒体广泛而快速的传播，引起社会关注。就展示而言，新中国书法已由私密性的书斋走向公共文化空间的展厅，由三两知己的雅集变为千百万人的互动交流。 曾有人将书法改革开放以来的时期称为“展览的时代”。所谓“展览时代”，即书法公共化倾向的集中体现。展览的频繁举办，将书法置于社会的公共空间，由公众观赏而产生社会效应，但凡创作水平、风格流派、视觉效果均在公共空间中呈现。

再者是创造意识的强化。在古代，书法是文化素养的体现。古人虽然也在不断创作，却殊少自觉的创造意识。近现代以来特别是到了新中国，书法的实用功能被大大减弱的同时，创作意识则不断强化。从艺术的立场而非实用的角度看待书法，如何使书法更具表现性，是新中国书法家重点思考的问题。在新思想新观念驱动下，强调笔墨当随时代，强调书法的艺术美表现和审美功能，强调风格流派艺术个性，力求创造时代新风格成为书坛的潮流。

前所未有的成就

在全新、统一、和平并逐步繁荣富强的新中国，古老的书法再一次焕发青春。概而言之，新中国70年书法，发展速度之快，群众热情之高，专家研究之深，创新意识之强，风格流派之多，交流传播之广，国际影响之大，展事之频，成果之多，均前所未有或少有。可以毫不夸张地说，新中国书法70年，超过了历史上仼何一个70年，取得了多方面的成就。

一是创作流派纷呈、风格多样、书家辈出。在中国书法史上，从来没有任何一个70年像新中国书法这样风格流派意识如此强烈，书法创作风貌如此丰富和多样。新中国书法70年，历史上原有的风格流派都有不同程度的继承和发展，又因改革开放大潮的推动，新创了具有时代特点的风格流派。新中国既是传统帖学复兴的时代，又是传统碑学新发展的时代。如果说在清末民国“碑”“帖”两派已开始融合，那么到了新中国，二者真正进入了相互兼容、取长补短的时期。突破原有的“碑”“帖”意识局限，在相互兼容中创造新风格，是新中国书法创作的一大特点。有理想有抱负的书家既注意从传统内部寻找创新的可能性，充分利用原有和新出土的书法资源创造新的风格，又从艺术的立场出发，探索书法的当代形态。就书体而言，新中国书法在前人的基础上，对楷、行、草、隶、篆各体的风格进行了新的探索，且能在诸种书体之间相互借鉴和相互渗透。

新中国是一个书家辈出的时代，书坛可谓群星灿烂，名家荟萃，几代书家共同铸造了新中国书法史碑。仅就谢世的书家而言，毛泽东的狂草、林散之的大草、王蘧常的章草，堪称经典大家，不仅足以代表新中国草书的成就，而且在草书史上树起新的里程碑；沈尹默、白蕉、吴玉如等对二王帖学的再探索，足以彪炳史册；郭沫若行书的率意挥洒、谢无量行书的天真活泼、徐生翁行楷的生僻怪拙、沙孟海行书的沉雄老辣、陶博吾行书的稚拙纯朴、赵朴初行书的典雅文气、启功行楷的精熟秀美，陆维钊的“蜾扁篆”、潘主兰的甲骨文书法、蒋维崧的金文书法等，有继承更有新创，均在书法史上留下了光辉篇章。

二是书学研究视野拓宽、范围增大、观念更新、方法多样，并且学科初建，硕果累累。与书法创作形成双翼的书学研究，经过几代人的努力，在新中国特别是改革开放时期有了很大发展。发表论文之多、出版著述之丰，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。不仅利用报刊进行了旷日持久的“兰亭论辩”和颇有影响的书法美学大讨论，而且开创了现代大型书法学术研讨会的研讨方式。专家学者各抒己见，百家争鸣，研讨之热烈，前所未有。就学术观念和方法而言，新中国70年的书法研究，既对古代书学的重经世致用、尚史论结合、尚知人论艺传统有所继承，又尝试运用现代观念、方法、术语对书法进行多角度阐释。新观念新方法的介入，宏观论述与微观分析的结合，自律性与他律性关系的探讨，多学科的交叉研究，深化了书法艺术规律的认识，促进了书学研究的发展。

三是扩大了书法的交流传播范围。新中国70年的书法传播，由国内扩大到国际，由亚洲扩大到欧洲、美洲、大洋洲和非洲。随着国际文化交流的频繁，书法交流和传播在全球范围展开，开辟了书法交流的国际化道路。古人未曾想过书法能走遍全球，但在改革开放的新中国变为现实。在国家对外交往中，书法作为中国文化的象征和国家形象的展示，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。

（作者系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、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）